過去教了幾次家教，對象從國小到高中生都有。但不管是什麼年紀，他們都會在痛苦的時候問我同樣的問題：「到底為什麼要學英文啊？」以前我都會笑笑地說：「反正我來這裡就是要上課啊，你考試就是要考啊，所以沒辦法嘛。」有些人聽完便會繼續乖乖地背單字，垂頭喪氣地彷彿正在打一場不會贏的仗，還有些人會鍥而不捨地問：「那考完試以後勒？是不是考完試以後就可以完全放棄？」我笑而不答，指著下一篇文章繼續上課。不回答的原因是因為，我不知道。對我來說這樣的困惑出現在數學科目上。從高中開始，每一次上數學課對我來說就是一次折磨，每一次學到新的概念都是一場自我懷疑：「這到底會考嗎？我學會橢圓的切線方程式以後要幹嘛？」到最後都把公式硬背下來，大考就胡亂猜個負一，竟也讓我摸到了政大廣電。
本來以為從此以後就天下太平，沒想到當時揹著父親的期望，選了企管系雙主修，那才是惡夢的開始（相信很多人都有被我的微積分文洗版）。錯誤的數學觀念讓我在特定科目上走得跌跌撞撞，尤其是年紀大了才在選修基本科目的時候，老師常常會以大一為主，上課時總是輕鬆地說：「這個你們應該高中都有上過吧？那我們就跳過囉～」這種時候就是我最痛苦的時候，我高中的時候都沒有學好，遑論我已經離開高中四、五年了？
尤其我在企管系的生涯裡，抱持著要嘛就不被老師注意到，要嘛就要狂發言到老師覺得我很煩為止的態度。在這種「數學」課裡，不是缺課嚴重，就是總是坐在最角落裡把龐大的體積盡量摺起來。這種學習態度的分數絕對也好不到哪裡去，但很神奇的，一知半解也讓我摸到畢業了。
只是有一次在管理數學的課堂上，我望著老師快速地寫下幾個我沒看過的公式，嘴裡喃喃唸著：「所以這就是這樣、這樣，然後這邊換到後面嘛。」我在台下意興闌珊地抄著，心想這東西我自己想得出來才有鬼，這時候老師說了一句話，改變了我對數學的態度：「所以你看這些東西都是要拿來解決問題的嘛！如果以後不管是考試或者是真的遇到這種狀況，你知道怎麼套、套、套、套，別人要動什麼手腳你也看得出來啊。」
是啊，這些知識都是要拿來解決問題的啊。
當人們不善於某種專業的時候，遇到相關的狀況，就需要他人的幫助。然而，除非夥伴非常值得信任，否則把專業部分交給別人是非常危險的。不瞭解便沒有辨別的能力，往最悲觀的方向想，就是有可能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我想學語言也一樣，市面上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翻譯者，有些翻得信、雅、達，中文通順得像是原著一般。這時的閱讀經驗便會非常愉快，也會加速知識或故事的吸收。然而，如同我之前轉貼的新聞，市面上還是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劣譯（尤其是電影、電視劇的字幕組，有時亂翻得很誇張），這時候若是具備足夠的語言能力，便能辨別其正確性，避免花費不必要的，重新釐清資訊正確性的時間。
如果我有機會再碰到那些學生，我會這樣對他們說：「學英文不只是用來考試而已喔！比如說，如果你看電影的時候，你都聽得懂他們在笑什麼，可以比別人更早笑、笑得更大聲，這樣不是比較開心嗎？」
但我想那些學生應該完全不在乎吧，哈哈、哈哈。
上學期選修了一堂討厭的商院必修課，一學分而已卻要佔去一個完整的時段。又因為錯過第二階段選課時間，所以本來預計要選的老師沒有選上，苦苦哀求卻四處碰壁，最後為了如期畢業，只能選擇英語授課的課程。很不幸的，在我的大學生涯哩，幾乎每一門英語授課都會遇到很混的外國人，其中多半是交換生，學期內人間蒸發、甚至口頭報告的時候也沒來，期中期末隨便考考，反正有沒有過都無所謂吧！但也因為這樣的便利性，如果組員消失就不需要喬時間，一、兩個人做一做就交差倒也輕鬆。然而，或許這堂課是必修課的關係，課程名稱又十分無聊，所以幾乎都是正常學制的學生修習，加上老師要求很多、又十分嚴格，這門課我上得戰戰兢兢的，每堂課都努力發言，期末的一個麻煩活動也硬著頭皮和國際學生們一起做了。組員裡有一位認真的加勒比海姑娘，辦完活動以後她還打算把盈餘親自帶到慈善團體捐出，順便拍照向老師證明。當天只有我們兩個有空，相約來到慈善團體的辦公室，平常課堂上沒什麼互動的我們有一搭沒一搭的亂聊，除了抱怨課程、老師，還有不做事的組長以外，還聊到了畢業以後的規劃。
「我畢業以後要到紐約去。」她說。我記得她那天戴著太陽眼鏡，神色自若。
她在課堂裡總是笑著說：「在這堂課裡你輕易地可以看出誰是低年級、誰是高年級，高年級的看起來就是非常relaxed～」然而高年級的她卻因為害怕被其他人拖累，無法如期畢業，因此對其他成員的要求都很高，儼然成為地下組長。
「真的嗎？要去紐約工作嗎？」我驚訝地問，語氣裡帶著一點羨慕。
「沒有啦，待個三四個月以後就要回家去了。」她回答以後，一邊過馬路一邊輕輕地哼著歌。
「我現在還在擔心畢業以後工作會很難找耶。」我看著協會附近的高樓大廈，亮麗的玻璃窗反射著陽光，從外頭看不見裡頭的人們，正活著什麼樣的日常。
「不會吧！」這次換她驚訝了。她把太陽眼鏡架在頭上，看著我誠摯地說：「台灣的學生不需要擔心吧！你們有強大的中文優勢，地理上也在整個亞洲的中心，尤其又靠近中國大陸。」她一口氣說出幾個台灣的優點，接著補充：「台灣的學生很有活力啊，雖然有時候有活力到講話太大聲了，但你們只要敢走進世界裡，一定會有很好的表現。」
她說完以後又繼續輕鬆地唱著Rolling in the deep，我在旁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是這樣嗎？我們是這樣被看見的嗎？
想起幾天前在歡樂的飯局裡談到的嚴肅話題：若是最近的震盪和危機一一成真怎麼辦？若是以為還很遙遠的劇烈變化突然成為現實，我們該如何自處？我很喜歡那天Yu-hsin Chen說的一個關於瑜珈的比喻──「樹式」。我們能不能在颳起狂風豪雨的時候，像是樹一般，枝頭任他隨風搖晃，但根部站得穩穩地，在亂世中還能鞏固「生活」二字，並且賦予自己在哪裡都能存活的能力，除了檢討自己的缺點以外，也能微笑著擁抱自己擁有的優勢。更重要的，也許是加勒比海同學說的關鍵「走進世界裡」，不一定非得要實質地走出自己的國家，但勢必得走進世界裡。
「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即使每每被氣到嘔血，還是要像張無忌一樣迅速調養元氣，好準備面對未來的挑戰啊。
過去教了幾次家教，對象從國小到高中生都有。但不管是什麼年紀，他們都會在痛苦的時候問我同樣的問題：「到底為什麼要學英文啊？」以前我都會笑笑地說：「反正我來這裡就是要上課啊，你考試就是要考啊，所以沒辦法嘛。」有些人聽完便會繼續乖乖地背單字，垂頭喪氣地彷彿正在打一場不會贏的仗，還有些人會鍥而不捨地問：「那考完試以後勒？是不是考完試以後就可以完全放棄？」我笑而不答，指著下一篇文章繼續上課。不回答的原因是因為，我不知道。對我來說這樣的困惑出現在數學科目上。從高中開始，每一次上數學課對我來說就是一次折磨，每一次學到新的概念都是一場自我懷疑：「這到底會考嗎？我學會橢圓的切線方程式以後要幹嘛？」到最後都把公式硬背下來，大考就胡亂猜個負一，竟也讓我摸到了政大廣電。
本來以為從此以後就天下太平，沒想到當時揹著父親的期望，選了企管系雙主修，那才是惡夢的開始（相信很多人都有被我的微積分文洗版）。錯誤的數學觀念讓我在特定科目上走得跌跌撞撞，尤其是年紀大了才在選修基本科目的時候，老師常常會以大一為主，上課時總是輕鬆地說：「這個你們應該高中都有上過吧？那我們就跳過囉～」這種時候就是我最痛苦的時候，我高中的時候都沒有學好，遑論我已經離開高中四、五年了？
尤其我在企管系的生涯裡，抱持著要嘛就不被老師注意到，要嘛就要狂發言到老師覺得我很煩為止的態度。在這種「數學」課裡，不是缺課嚴重，就是總是坐在最角落裡把龐大的體積盡量摺起來。這種學習態度的分數絕對也好不到哪裡去，但很神奇的，一知半解也讓我摸到畢業了。
只是有一次在管理數學的課堂上，我望著老師快速地寫下幾個我沒看過的公式，嘴裡喃喃唸著：「所以這就是這樣、這樣，然後這邊換到後面嘛。」我在台下意興闌珊地抄著，心想這東西我自己想得出來才有鬼，這時候老師說了一句話，改變了我對數學的態度：「所以你看這些東西都是要拿來解決問題的嘛！如果以後不管是考試或者是真的遇到這種狀況，你知道怎麼套、套、套、套，別人要動什麼手腳你也看得出來啊。」
是啊，這些知識都是要拿來解決問題的啊。
當人們不善於某種專業的時候，遇到相關的狀況，就需要他人的幫助。然而，除非夥伴非常值得信任，否則把專業部分交給別人是非常危險的。不瞭解便沒有辨別的能力，往最悲觀的方向想，就是有可能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我想學語言也一樣，市面上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翻譯者，有些翻得信、雅、達，中文通順得像是原著一般。這時的閱讀經驗便會非常愉快，也會加速知識或故事的吸收。然而，如同我之前轉貼的新聞，市面上還是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劣譯（尤其是電影、電視劇的字幕組，有時亂翻得很誇張），這時候若是具備足夠的語言能力，便能辨別其正確性，避免花費不必要的，重新釐清資訊正確性的時間。
如果我有機會再碰到那些學生，我會這樣對他們說：「學英文不只是用來考試而已喔！比如說，如果你看電影的時候，你都聽得懂他們在笑什麼，可以比別人更早笑、笑得更大聲，這樣不是比較開心嗎？」
但我想那些學生應該完全不在乎吧，哈哈、哈哈。
記得兩、三年前，不知道是中天還是TVBS也做過來台外籍勞工的專題，畫面同樣也是東方臉孔騎著單車，扭捏面對安排好的橋段的侷促不安。那是父母親一代掛在嘴上嘲弄的刻板印象：菲律賓來的外勞手腳不檢點又懶惰，財物在他們面前要格外小心不露白；女性看護裡越傭講話最吵又最大聲，還是印尼來的手腳俐落又溫柔。小時候懵懵懂懂聽了，在路上看見群聚的外籍勞工心底總漾著說不出來的奇異又強烈的距離感──那是相對於「我們」以外的「他們」，非我族類，不得不慎加提防。當時所謂的「打工度假」或「打工遊學」還不盛行，親友間流傳在澳洲、日本等地工作一年，可輕鬆存到第一桶金，還能增進語言能力，乍聽之下有好無壞。於是有人磨刀霍霍，帶著台灣子弟的驕傲向各國挺進，一年至數年過後各自帶回他們體驗的「真實」回到台灣：終日面對的都是永遠洗不完的碗盤或是工廠裡的生產線，唯一能說話的對象是同樣來自台灣的工讀生們；也許沒存到什麼錢、語文能力毫無長進，剃羊毛的身手倒是變得俐落矯健，五分鐘就能剪好一隻。真相揭露，於是有人討論台灣年輕人怎麼淪為其他國家的勞工？那些被太陽曬得黝黑的「我們」，怎麼越看越像集體在台北後火車站流連徘徊，那些讓路過行人刻意保護提包，繞道閃過的「他們」？
政府跳出來說這只是個案；企業家嚴厲批判台灣年輕人眼高手低，缺乏英語能力和創新精神；勞工團體上街抗議無人聞問，而每一年前往澳洲的台灣年輕人依然呈倍數增長，而澳洲電視台凝視著我們彷彿當年我們凝視那些離鄉背井而來的外籍勞工，做了一個專題闡述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悲傷現實：
「Taiwan has failed to keep up with competition since its economic growth and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two decades ago. Salaries have stagnated, and as a result many young Taiwanese are seeking greener pastures.」
──台灣在二十年前的經濟成長以及快速工業化過後，已經失去了競爭力。薪資成長停滯，因此許多年輕的台灣人正在尋找更好的工作。」
這則報導的標題叫做「Taiwan's youth deserting the country」：台灣的年輕人背棄了這個國家。Desert，多麼強烈的字眼，彷彿無名野火讓整片森林付之一炬，野生動物倉皇從裡頭逃出，在樹林的邊緣回頭一看，明白那是再也回不去的地方。我們正走向這條路嗎？努力練習英文，拼命向外發展，企盼外國上司賞識，努力搏得一張永久居留證，也許十年、二十年後，在入關時便能帶著新的護照，衣錦還鄉回來看看這座只剩下小吃、豔陽、人情味，空有綺麗幻想卻難以生存的「鬼島」。
在澳洲的電視專訪中，說著英語的台灣人努力解釋為什麼我們離開；為什麼人為燃放的森林大火會將福爾摩沙燒成沙漠裡遠方的海市蜃樓；為什麼我們願意遠渡重洋冒著各種風險，只為了一種在深淵般的這裡看不見的可能。但即使我們身在無垠的海洋中央，即使許多有資源的人們早已備好行囊準備隨時跳船逃生，我還是期盼，多麼期盼這把火有停息的一天，而那些被燒盡的能化為萬物重新生長的養分，接著有人耕耘、有人播種，有人將一片焦土理成收穫季節一道道迎風搖曳的茂榮稻浪。
然後「我們」/「他們」就願意回來。
父親的推拿診所過去開在宜蘭大學旁，改制前是農牧專業的技術學校，母親總嫌校園裡飄出的羊騷味怎麼騷得很，微風一吹就吹得整條二線道馬路上的機車騎士不禁皺著眉、掩住口鼻。
父親醫術不錯，診所的生意也很好，患者的年齡層分為兩種極端：早上開門前就在診所外耐心等候的爺爺、奶奶，通常操著道地的台語，許多是陳年腰背病痛已無法根治，每天前來看診、換藥，求的是短暫的舒緩與心安。而四點半放學時間過後，大批體育校隊或是舞蹈班的學生是指導老師成團領來的，剃了乾淨平頭的男孩多半是扭傷了腳，推拿時總是滴著汗，低吼著喊痛；梳著整齊馬尾或包頭的女學生同樣也是皺著眉頭，但忍耐力大多比男孩們來得高，推拿完、包好藥，站起身來一跛一跛的，但脊椎和脖子還是伸得很直，彷彿面對疼痛還是得帶著優雅與驕傲。「筋骨損傷是永遠不會痊癒的」，自幼就反對我們參加跳舞或運動社團的父親曾說，「我能做的就只是讓傷恢復成不那麼嚴重的樣子而已。」
營業時間一過，拉下遮住大片玻璃落地窗的鐵門，打烊的診所也是父親和朋友交際的場所。父親人面廣，黑道白道都交好，經常附近派出所的警察叔叔巡邏經過，一看見今天有酒局便也熄火下車，和刺龍刺鳳的伯伯們紅著臉歡笑喝成一片。那是我鮮少參與的場合，喝了酒的叔伯們通常特別無賴，對青春期的男孩只剩滿口下流的隱語、笑話。當時的我總是表面笑盈盈地，暗地裡卻覺得被羞辱而偷偷咒罵，到後來才明白那是他們對子女一輩的無話可說，於是只能與其用同輩人的方式往來。
父親的眾多友人裡，一位叔叔曾對我開過關於交友的玩笑，讓我記恨甚久，每次聚會一見到他後我打聲招呼，一轉身便是一個白眼加上恨得牙牙癢的神情，即使我明白那只是中年男子的無聊玩笑，但我不肯放下、陽奉陰違對抗卻不願說出的是──我不想成為像我父親那樣的人。於是我努力發揮唸書專長，拚命逃離的就是菸、酒、後車箱裡的短小鋁棒，耳聞哪個吸毒的遠房親戚又入監服刑，或是暗夜裡小小的診所傳來的嘈雜麻將洗牌聲，以及對話裡充滿人生已定，對現實不上不下的倉皇無力感。
只是父親過世後，我菸抽了一段，酒也喝、衛生麻將也打，畢業後對逐漸成形的現實也不是那麼確定了。我還記得當年被我莫名憎恨的叔叔，在我十四歲生日的時候，送了我誠品書局的禮卷，一千元的面額對我來說相當龐大。沒有喝酒的他在日光底下看來臉色有點蒼白，他搔著頭，有些不知所措地對當時還是國中生的我說：「聽說你很喜歡看書，叔叔沒讀過什麼書不知道要送你什麼，你就自己去買吧。」
我終究沒有走上父親年少時漂丿走過，於我而言只能想像的「台客時光」；我活得越來越像個「都市人」。但我同時的確越來越像父親，無論是體型、外貌，或有時路過台北越來越少的傳統街區，聞到空氣裡滿是熟悉的菸酒氣味或聽見中氣十足的吆喝聲，明白那間小小的診所裡的滿腹壓抑或委屈，是怎麼用酒精和二手菸，畫成我已不能重複的光景。
空蕩的房間被你折疊起來尖起的角落我蜷縮著，打開我打開最後一瓶1990 Château Margaux就著瓶口喝了是你教我喝酒是你教我從杯底注視酒色看星光穿透你的眼神
晶瑩折射整個宇宙，是你
把我打開、把我搖醒
聞我並把我一飲而盡
是你在沙灘上傾著杯子紅著臉說
「你看酒黏稠地在杯壁上展開一片鮮紅很好像你」
我輕輕吻著酒面
嘴唇滿是糖漬水果香氣
直到天就這麼亮了
你讓我傾盡最後一杯寧靜
聽見一個人的天光是中板踽踽獨行
而酸了的酒像慢板兀自凋零
總之我決定不再寫信給你。那些手寫的，推敲每一個標點符號害怕語意不清的六百字稿紙仔細在每一個紅線框裡寫下生硬的字
是沒能拿捏好的往來
彷彿總壓在手下的紅線
最後沒能纏在手指上
字倒是被抹得糊了
手腕上陰陰的黑了一圈
你曾笑著說
那是手上的眉毛
我寫累了揉揉眼睛
眉毛就動呀動的
是愛哭的神情
你早就預知眼淚了嗎
像你最後送我的指南針
我們一路走向分歧的路口
信不寫了
親吻已經掛失
只剩下輕便的眼神
供你隨身攜帶
沿海的公路上我們並肩不語
風吹得頭髮亂了
陽光的縫隙裡我聽見你哼著歌
我瞇著眼看海
一切都好
只是都來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