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6日 星期三

回聲

  又下起雨來了。

  離開宜蘭這麼多年,我還是不太能習慣在台北的生活,在城市外圍公轉,宛如器官移植後的輕微排斥。尤其是和宜蘭一樣多雨的木柵,這幾天下起了梅雨般的軟密細雨,濕氣輕緩滲入生活的縫隙,靜靜的,彷彿在呼吸之間,肺的深處也長出灰綠色的霉。

  這一切都讓我想起那時候的他,剛滿十八歲,沒有去過台北、沒有抽過菸。身高中等、體型瘦削,長相帥氣、斯文,在同個地區的女子高中是經常受到討論的對象。他在學校從沒被記過,高中只遲到過一次,人生安全、穩當。在宜蘭這樣的地方,能夠考上公立高中便已經是某種保證,在親友之間已經能夠把腰桿挺直,並接受他們的褒揚與讚美才是。只是他似乎仍覺得只活得安全並不夠,他把他所有的力氣都花在用功念書上,每次學校考試都是第一名,大小比賽得獎不斷,老師們也頻頻稱讚他是蘭陽地區少數的奇才,有老師更認為他是自己這幾年遇過最有天分的學生。

  只是後來,像是他在成績表現上節節領先我們一樣,對於死他也早我們一步,在學測前,他用參加童軍社時買的童軍繩,在自家陽台上吊自殺了。找不到遺書,沒有留下遺言,事先沒有任何徵兆,導師以及他的家人都感到錯愕更勝於哀痛。班上同學談到他的死,也戲謔多於感傷的說:「他又帥又聰明幹嘛自殺?」像是這樣,每次對於他的死的討論都會成為班上同學的集體自卑委婉而扭曲的展現(說話的口吻彷彿他們任何一個人,都比他更有資格結束自己的生命一般)。他的死也為很多其他表現不錯的同學解套,彷彿陽光露臉,巨大的影子的籠罩終於消除。像是蕭,經過三年的努力,他終於可以如願以償獲得全校第一名;又或者是陳,成功的成為女子高中的風雲人物,刻意模仿當紅明星的髮型及走路姿態,也隨著他的死,似乎不那麼慌張、彆扭了。

  好像所有人都因為他的死而活得更好。

  我其實和他並不特別要好,在兩年同窗的時期(我們高一的時候並不同班),我們總是維持著一種可以共事,但不能深交的距離。我經常看著他弓身讀書的背影,深知那不是我能窺探的世界;但我也時常能感受到他可以注意到我的存在,但也僅只於注意而已。讀書的時候,如果我遇到問題都會尋求他的協助,對我來說,這是非常快速而簡便的方式,他也總是不帶表情的,把我問的不管多麼刁鑽的疑問解開。一陣子之後,我突然發現班上並沒有人像我一樣這麼做,世界彷彿從每天早上七點二十分開始分隔成兩個:他的和我們的。後來過了兩三年,我才體會到那是多麼大而深沉的孤獨,我們因為害怕接近他會紮紮實實的反映我們的愚蠢和無能,而選擇疏遠;他也因為自己選擇的執著,而與我們切割。我事後明白我們都在那個時間點上互相錯過了,聰穎如他,平庸如我。


   還記得他的告別式,那時候是像這幾天下著的,會微微把頭髮沾濕,但不撐雨傘仍可以忍受的毛毛雨。告別式上,他的爸媽因為白髮人不能送黑髮人的習俗,主祭由小他兩歲的弟弟擔任。我站在會場外,在參加告別式的全班同學中間,看著他的父母神情恍惚地站在門外,隨著樂隊吹奏的樂器輕輕的左搖右晃。司儀故做哀戚、經驗老到的悼文,說著他平常如何兄友弟恭、孝順悌讓。葬禮進行到尾聲,除了他的弟弟以外沒有一個人哭,棺材緩緩的被他的弟弟及葬儀社的禮儀師抬入雨中,準備到火葬場火化。他的弟弟涕淚縱橫地抱他的相片,另一個身著黑色西裝的禮儀師幫他的相片撐著黑傘,我看著相片裡的他,色調似乎是被調得過暖了一些,臉頰紅通通的,嘴角帶著微笑,而更重要的是他的眼睛,我從未看過他像照片裡那樣,帶著調侃的笑意,輕輕瞇著雙眼,彷彿這麼做才能看見模糊在如霧的雨中,各帶心思卻都裝得嚴正肅穆的我們。我看那張照片看得癡了,突然意識到自己可能一輩子都逃離不了像這樣的可悲及愚蠢,意圖求生般的攫住讓我還能為自己感到一點驕傲而不自毀的部分。我看著淋著雨的他的棺木,他的父親受葬儀社人員的指示,呆滯地用他父親這個年紀還不需要使用的拐杖,在他的棺木上敲了三下,拐杖敲開在他的棺木上淤積的小小水窪,在告別式舉行的山邊響起了陣陣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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